陆海联动 拥抱世界：天津城市的开放基因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天子渡口之称的天津，不仅是一座九河下梢、海陆交汇的河海之城，也是一座五方杂处、多元包容的人文之城，更是一座拥抱世界、海纳百川的开放之城，这是天津城市的肇兴之本、文化之源与发展之力。从封建卫所到通商口岸，再到现代都市，天津的历史演变如同一部生动的教科书，记录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进步，也见证着一座滨海城市的开放与创新。

河海津渡：天津城市开放的自然基因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天津城市的诞生源点根植于“河海交汇”的自然地理环境，这奠定了天津开放的地缘优势与先天基础。

天津地区因河而生、向海而兴，自古就为退海之地，曾是黄河古道，又是运河漕运重要的节点，更作为海河水系的汇聚地及入海口，形成了"依河傍海"的开放优势，故有"九河下梢天津卫"之称。战国时期，天津地区就已经成为连接中原与东北、华北的重要通道。自唐代始，依托“三会海口”的天然港口优势，该地成为北方军粮转运枢纽，形成华北最早的跨区域贸易路线。金元伊始，天津作为京畿重地，地位提升的同时，更成为河海漕运的链接点和转运地，素有“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的繁荣景象。明代因“当南北往来之冲，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开始设卫筑城，“轮蹄辐辏，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止”，形成独一无二的“有城墙的无城垣城市”的开放格局。清代以降，天津已然通过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北运河和蓟运河等航道，建立起四方通达的商贸网络，联结了华北腹地的广袤市场，“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不仅如此，随着清代海禁的取消，天津又成为沿海贸易的重要港口，自大沽口出海，可驶抵南北沿海各省，远达太平洋和印度洋，沟通了天津与世界的联系，成为华北地区最早的开放型城市样本。

近代以降，随着新式交通网络与对外贸易的构建与兴起，天津的核心区位竞争力更加明显。一方面，华北铁路网的建成，改变了传统的商品运输方式，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多方位的联系，极大地促进了天津的辐射能力和吸引能力向更广远的区域延伸，进一步扩大了天津的腹地范围；另一方面，远洋海运的发展又把天津商品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使天津成为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区域性商品转运中心，从而成就了天津联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空间契合点。这种天然的水陆环境与地理区位，奠定了多元包容孕育生长的生态环境与地理优势。

五方杂处：天津城市开放的人文基因

天津城市的发育成长得益于“五方杂处”的移民人口结构，厚植了天津开放的多元包容与人文基础。

天津自古以来“本卫土著之民凋零殆尽，其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天津近东海，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风俗不甚纯一”。天津传统时期经历了两次大的移民过程，明代军事目的的强制性移民与清代经济目的的自发性移民，从天津城市人口的聚集过程，可以发现天津人口的主要来源涉及华北的直隶、山西、山东和南方的安徽、江浙、福建、广东等以及开埠后的外国侨民。

明代天津设卫筑城后，从全国征调官、军二籍充实城卫，至少来自全国17个省份的160个州县的官兵及家属形成了天津最初城居人口，以至于出现“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的现象。明清时期的天津漕运繁盛，商贩客户、漕运官吏、漕兵船工给天津带来了南北人流物流的交融，尤其是随着天津升卫为府，经济和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人民之所杂处”“商贾宦幕初或侨居于此，数世之后，子孙孳息，而户口始密如”。

《天津条约》签订后，天津成为中国北方首个通商口岸，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甲午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在天津增设租界、开办企业，海外淘金者蜂拥而来。在全国各城市中租界国别最多，是天津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大特点，“咸同初，泰西诸国逾洋海通商互市，工作运输，异乡来者渐移。”同时期的河北、山东农民也纷纷涌入天津成为产业工人。

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五方杂处给予了天津城市包容的胸怀，无论是拱卫京畿“海门要塞”的士兵、河海航船上南来北往的商客、避险求生而来的流民还是达官贵人、军阀政客与外国侨民，都在天津一域和平共处，而随之而来的各地域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在此碰撞交流，形成了南北饮食的混血基因、古今曲艺的推陈出新与中西建筑美学的跨界对话，这种以人为载体的开放生态，使天津成为中国城市文明多元共生的典范样本，塑造了天津“城以人兴、人因城融”的独特发展路径。

勇于创新：天津城市开放的精神基因

开放是创新之源，创新是开放之魂。天津开放的升华离不开自古以来所涵养的城市创新精神。

天津的创新精神植根于滨海的地理区位，正如梁启超所言，“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也。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近代天津不仅是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洋务运动”的基地，在城市建设、制度管理、军事教育、交通电讯等各个领域都做到了革故鼎新、引领风气之先，同时，也是我国近代北方工业摇篮和肇兴之地，有着近代百项中国之最。与之相辉映的是近代津商“赶大营”的历程，从1875年到20世纪40年代，天津的“大营客”成功地开辟了从渤海之滨到天山南北的商贸大通道，使尘封已久的“丝绸之路”东段重新恢复了活力，对新疆开发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三千货郎满天山”的壮丽景象，极大地促进了两地经济商贸发展和文化交融，成为开发祖国西北边疆的先驱性行动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从轻工化工领域“上青天”的一枝独秀，到金融生物行业独领风骚，再到在盐碱荒滩上创造出“绿色奇迹”，陆续创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自贸区，积极探索新业态新领域，发展成为了中国特殊经济区域形态最齐全的城市之一。

天津同时也是具备多种优势产业的集聚之城。天津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汇聚了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汽车工业、智能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从空客A320交付到特种飞行器研发生产，构建起航空全产业链条，“天河”超级计算机、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级基础软件创新中心等一大批国家级创新平台也已经落户天津。天津通过科技创新、产业焕新与城市更新，提升含“新”量、含“科”量，以新质生产力为开放注入新动能，正以新领军城市姿态，昂首拥抱全球一体化。

天津的开放基因始于河海交汇的地理禀赋，藏于五方杂处的文化碰撞，升华于城市精神的创新实践，从古至今、从南到北、从中到外、从陆到海，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开放新范式，成为中国从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