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清明追思，缅怀先人，是传统习俗。而这其中，许多逝者选择了捐献角膜、遗体，让自己一生的结束更加有意义。
68岁的退休老人邢蕴静，父母和伯父都选择了遗体捐献，而他自己也签下了遗体捐献志愿书，退休后的8年里，他还加入了红十字志愿者队伍，成为一名遗体和眼角膜捐献者协调员 ……
“越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看得就越清晰。无论是捐献者还是其家属，自愿无偿的背后，最希望得到的是社会的尊重、敬重。”邢蕴静尤其希望大家看到，选择捐献后的种种人文关怀、仪式感，对捐献者来讲极其重要。
眼角膜捐献者家属、红十字会和医学界代表悼念捐献者（左五为邢蕴静）
确诊绝症后 随即选择遗体捐献
志愿服务8年，邢蕴静被称为“生命摆渡人”，他服务过大几百位逝者，下至1岁多，上至106岁。
去年1月逝世的鲍文芳，就是邢蕴静的服务对象。“老伴儿上午十点半过世，12点交接的车就把遗体接走了。”家属孙桂芳回忆，“因为捐献角膜的时间，要在人逝世后6至12小时，那时家里人沉浸在悲痛中，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协调处理的老伴儿后事。”
邢蕴静说他们的工作时间是365天乘24小时，晚上如果有人逝世要捐献遗体，你不能告诉人家家属现在下班了吧？“这就是我强调的人文关怀，是对捐献者起码的尊重。”
捐献者鲍文芳生前患有恶性肿瘤，2022年10月份确诊，没过多久他就通过医生联系红十字会，要求捐赠眼角膜和遗体，“死后可以让医生研究一下我这种病，帮助以后的人。”家属孙桂芳说老伴儿当时态度很决绝，家人都没想过他会有这个念头，“老伴儿生前在教育领域工作过，后来又到了检察院，是知识分子，人很开明，他做这个决定后，我们家属想了想，也不算太意外吧，全家人选择尊重他的决定。”
生前鲍文芳是躺在病床上签署的遗体捐献志愿书，那时候由于身体病痛折磨，他已不能走路，“红十字会的人就到床前，帮助他办理同意过世后捐献的相关签字手续。”孙桂芳记得老伴儿逝世后第二天，红十字会的人还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请其家人出席，“这样的仪式对他，对我们家属都是安慰。”
其实，在此前一天鲍文芳逝世被送到医院后，医生取其眼角膜的手术照片，红十字会的人也发给了他儿子，“只是不敢给母亲看，怕她悲伤过度，父亲走后每一步的情况我们基本都知道，这对我们家属是种尊重。”
邢蕴静说这位先生现在遗体还没有完成医学研究，等完成后会进行生态葬，到时候还会请家属过来见证。在蓟州区的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园以及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角膜捐献者纪念碑上，都刻有鲍文芳的名字，每逢清明节，会举办相关的悼念仪式，让像鲍文芳一样的捐献者，被永远铭记、感念。
受到质疑 捐献者更需要仪式感
姚慧芬的老伴儿张志民也是遗体和角膜捐献者，已过世多年，清明节她参加了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角膜捐献者的祭奠活动，而女儿则去元宝山庄祭奠父亲。
走到角膜捐献者纪念碑前，姚慧芬用颤抖的手，先是反复擦拭老伴儿的名字，随后把一朵菊花贴在了老伴儿的名字旁边，注视良久，眼含热泪。“现在，周围还有人带着质疑的语气问我，怎么把老伴儿遗体捐了？到时候去哪里祭奠呢？”姚慧芬参加完遗体捐献的祭奠活动，要发一发朋友圈，“让不理解的人看到，这种选择更应该被尊重，不但我们有地方去祭奠逝者，医学界、红十字会的人也会一起祭奠他们。”
张志民当初重病十个月逝世，在医院里签字的遗体捐献，姚慧芬看到丈夫的选择自己也被带动，签字逝世后遗体捐献，“我老公原本是国家公职人员，我自己是大学老师，我身边的同事、领导也有不少签字遗体捐献的，所以应该说是受到圈子带动吧，我俩也做了这种选择。”
“刚才说了，老伴儿走后也有质疑的声音出现，但是我和女儿都觉得这种选择是对的，每年参加祭奠活动发朋友圈，就是给大家看一看，人走后的选择是多样的，应该受到尊重、理解。”
希望完善制度多于单纯感动
“生命摆渡人”邢蕴静解释，这些捐献者家庭的故事不是那种大风大浪的，很少有一家子为捐不捐遗体吵得不可开交，想捐的人咨询后自然会去签字，不想捐献的，也不会因为被劝说改变念头。
“人们其实很实际。”选择这种方式处理身后事的理念，就是节俭、环保、无私，“这些年捐献者的人数在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捐献者越来越受到尊重，比如过世后遗体立即被接走，转天举办悼念仪式，名字被在纪念碑上铭刻，每年清明节医学界、红十字会、家属都一起悼念捐献者，“包括近两年遗体捐献者医用研究环节结束后，会进行环保葬，请家属见证，这些都让有意捐献的人感受到，这种选择与传统殡葬方式一样，甚至更加伟大、死后更有价值感。”
邢蕴静的伯父邢远青早在1996年去世后，便进行了遗体捐献，其伯父没有子女，生前的上万元存款也捐建了希望小学。邢蕴静的父母邢华青和赵春起受到邢远青的影响，也选择了死后捐献遗体。而邢蕴静自己也签署了遗体捐献志愿书，退休后的他，还先后服务了大几百位遗体捐献逝者。
365天乘24小时的工作节奏，对他来讲“完全不感觉累，我自己做的就是这份志愿工作，以后我自己百年之后，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我现在就怎样去做，这就是福报。”
有一次，大年三十的晚上8点，在接到遗体捐献者家属来电后，他带好相关的手续文件便赶赴老人家中。因为老人同时登记了遗体和眼角膜捐献，眼角膜一定要在捐献者离世后6小时内摘取，他就在路途中立即和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的医生取得联系，做好角膜捐献的后续工作。对他来说，专业和速度就是对捐献者和家属最大的慰藉。
“其实，我更希望社会关注的，不是我们和家属做的事情多么感人，而是一种制度上的尊重、保障。”他认为，“这其中包括此前遗体捐献、眼角膜捐献者立有纪念碑，近两年遗体捐献者也实现了生态葬，而每到清明节，‘大体老师’、角膜捐献者都在被各界祭奠、缅怀，不仅做到和传统殡葬方式相似，更通过不断改进措施、细节，让遗体捐献这项公益事业更进步，给予逝者及其家属最大的尊重。”
（津云新闻记者张赫洋）
本文来源：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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